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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制片人侯鸿亮、导演孔笙、编剧兰晓龙联手打造了战争剧《生死线》。十六年过去，豆瓣8.6的评分见证了其穿越时间的不俗口碑，但一个淡淡的遗憾始终留存：它成了正午阳光作品中未曾获奖的一枚“遗珠”。
2025年，三人再度聚首，交出的作品是电影《得闲谨制》。正午阳光的“首部院线电影”为何是它？影片总制片人侯鸿亮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坦言，这背后确有他们的“《生死线》情结”。那部未曾被奖项加冕的作品，如同一个未完成的约定，催促着他们在更冒险的电影领域，完成一次时隔多年的回答。
侯鸿亮说，《得闲谨制》中一句台词精准击中了他：“我们做的事没人晓得，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这仿佛一道光，照见了正午阳光此次“初闯”电影领域的初心与决心：不为攫取即刻的喧哗与票房，而是选择将一种他们认为“值得”的价值，笨拙却郑重地，封存于光影，交付于时间。
在一个被“爽点”算法支配、“短平快”内容通吃的时代，侯鸿亮与他的团队，近乎执拗地选择了一条逆流而上的路径：一种更费时、更笨重、也更“冒险”的讲述。他们笃信，真正的价值，往往蛰伏于“无人知晓处”，如同深埋地底的根系，不为此刻的围观而生，只为在更漫长的时空维度里，酝酿一场深沉的回响。
如今，电影正在热映，每日票房数字不断变化，但对侯鸿亮来说，比这些数字更触动他的，是观众注意到了连创作团队都未曾刻意设计的细节，这让他惊喜于作品如同离港的船，脱离创作者之手后，在广阔人海中独自航行，激荡起或预期、或意外的波澜。
惊喜于没有想法的地方也被观众解读出了含义
《得闲谨制》故事发生于1938年到1943年的湖北宜昌。机械厂钳工莫得闲（肖战饰）带家人逃难，与被大部队遗忘的防空炮长肖衍（彭昱畅饰）及手下在“戈止镇”落脚。然而，莫得闲和妻子夏橙（周依然饰）、老太爷（杨新鸣饰）以及儿子莫等闲（严知度饰）的平静生活因为一小队日本侦察兵的意外到来被打破。
据悉，《得闲谨制》这个片名，经历了反复推敲，侯鸿亮透露，兰晓龙写的剧本初稿并未起名。他们最初定的片名是《命运谷》，后来一直为片名斟酌，有人建议换成《血战宜昌》，但被三人拒绝了，他们仨喜欢的是《得闲谨制》，“好多人和我们说要是换个名字，可能票房会多一亿。但团队坚持了下来，看完电影之后你会觉得，《得闲谨制》是非常合适的片名。”
谈及首部院线电影上映后的感受，侯鸿亮坦言“刺激”，除了票房，更让他感到“刺激”的是观众对电影的解读，“开始我们还在担心我们的想法，大家能不能get到，上映后发现，观众不但get到了，我们没有想法的地方，也被解读出了含义。”
他向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莫等闲吃手指头的细节，“观众从中解读出很多意思，其实导演孔笙拍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另一个例子是戈止镇里的那个破庙是岳飞庙，上面有块匾，写着“还我河山”，侯鸿亮说：“这个匾我们在现场都看不清，可是观众们却在大银幕上发现了，让我们很惊喜。”
考虑观众感受与叙事效率导演剪掉了30分钟开篇大戏
侯鸿亮坦言，从初剪到最终上映，他将这部电影反反复复看了不下十几遍。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影片时长从最初的2小时40分钟，最终缩减至2个小时。
最让他感到惋惜的，是被剪掉的开篇大戏。那场戏描绘的是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信息量庞大，旨在为全片故事奠定厚重的历史基调。“那场戏包含了很多历史信息，完整展现了宜昌大撤退。如果保留，观众对时代背景的了解可能会更清晰。拍摄时特别热，剧组光排练就用了两天，实拍又花了三天，动用了七百多人。”
侯鸿亮透露，导演孔笙对2小时40分钟版本怀有深厚情感。“剪到两个半小时时，他就跟我说，‘鸿亮，我一分钟也减不下来了。’但我出于市场考虑，觉得还得减。幸好后期制作时间充裕，他就一直看，一直想。导演是个性情中人，对每场戏、每个场景、每位演员的表演都有感情。为了能更冷静地判断，他特意将素材搁置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开始剪辑。”
最具决断力的一次修改，发生在上映前夕。“就是这场开篇戏，那是上映前最后的调整。导演主动打电话跟我说，‘我还想再动一下。’我没想到他最终动的是这场。他一动，整个剪辑、音效等所有后期环节都要跟着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
促使孔笙最终下定决心的，仍是观众的感受与叙事的效率。“他觉得剪掉之后，节奏会更舒适，观众的视角也能更早、更准确地聚焦在主角身上。否则，主角登场太晚，观众会一时找不到重点。”侯鸿亮说，“后来是咬着牙剪的。但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是对的。这一剪，也定下了整部电影更为凝练、直接的风格基调。”这种在背景厚重与视角集中、历史清晰与节奏紧凑之间的权衡，贯穿了后期剪辑的始终，成为一场漫长的斟酌。
大幅度的剪辑背后，是剧本本身具有的丰厚体量和漫长孵化期。侯鸿亮透露，兰晓龙最初的剧本内容远比电影呈现的更多。“他在最开篇的时候就写了朝鲜战争的一场战役，然后回到小莫和肖衍的第一次相识。”
兰晓龙在2015年4月提交了剧本大纲，10月就完成了接近12万字的剧本初稿。侯鸿亮喜欢这个剧本，“他不是写一场战役，不写单纯的历史事件。晓龙写了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觉醒，小莫代表的是整个中国大众。”然而，这个本子随后被搁置了多年，侯鸿亮说，搁置的原因在于团队对电影化的理解尚不成熟，那时的他们觉得“难以实现”。
直到决定正式推进电影版，剧本又经历了颠覆性的重写。“晓龙牛就牛在这儿，我们和他说人物是不是缩减一下？主要集中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对他来讲，原本剧本的底层逻辑全部都变了，他就要重来一遍，所以是我们确定说要做这个项目以后，他等于是重新写的。”
正因为成片舍去了大量的素材和信息，许多观众在观影后意犹未尽。问侯鸿亮是否考虑出个导演剪辑版，或者是将来拍个电视剧版，侯鸿亮说，“还没想好以什么形式，但确实在考虑中。”
导演与编剧之间默契有余却也经常“较劲”
在整个剧本打磨和拍摄过程中，导演孔笙与编剧兰晓龙之间默契有余，却也经常“较劲”，侯鸿亮笑说一次孔笙特郁闷地和他说，“晓龙又不回我微信”。原因是孔笙希望兰晓龙在某个场景，适应他的拍摄修改一下剧本，但是晓龙不同意。后来孔笙给兰晓龙发了个关于武器的问题，这一问题果然“投其所好”，兰晓龙立刻给他回了十几条微信。
谈及与两位老友的合作，作为总制片人的侯鸿亮坦言，“分歧还是挺多的，合作就是相互妥协。”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冲突，围绕着电影中一个意外的“穿越”镜头，这场戏是小莫独自在山顶站着眺望时，背景中出现了现代宜昌的城市景象，高楼与跨江大桥清晰可见，甚至有一列高铁正在桥上驶过。“兰晓龙被这个画面深深触动，他一定要用到正片里，但被我和导演反对。其实我看到那段时也觉得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特别震撼，有种历史和当下的交汇感。”
兰晓龙认为这个时空交错的镜头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情感冲击力，坚持保留，而侯鸿亮和孔笙则更多地从观众接受度和作品整体风格统一的层面考虑。“晓龙坚持要保留，孔笙不说话光在那笑，晓龙就对着我说了半个小时，然后说‘你是不是已经认同我了？咱俩2比1，一票胜出。’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认同，我担心大家看了后吐槽，这些吐槽会淹没这部戏。我至今仍觉得那个镜头挺震撼，但最终的取舍标准在于整体性。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设计，很多地方都按照这种魔幻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场戏是成立的，但不能整部电影就那一个地方。”
对于追求完美，讲究细节的侯鸿亮和孔笙，这种“穿帮”再好，也不能放在影片中。在《得闲谨制》的幕后，对细节的考据，依然是团队一贯近乎执拗的严谨。侯鸿亮说所谓的“细节控”，已是团队不言而喻的创作习惯，不用刻意追求。“晓龙本身就是一位军事专家，剧组的美术、道具部门则把这种严谨落实到了极致。他们恨不得把所有道具都做得符合历史。”
然而，绝对的还原，有时的确需要为戏剧逻辑让路。侯鸿亮说片中坦克的炮管选择了长炮管，“当时确实有那种长炮管，但是没有资料说它是否来到过中国。”最终决定使用长炮管，纯粹是为了服务剧情——在炮台掉头转向的关键时刻，需要一根更长的炮管来形成视觉上的阻碍，增加戏剧张力。此外，为了完成坦克掉头动作，他们对坦克的尺寸进行了微调，“车体减少了20厘米。”
选择肖战出演小莫是因为他有清澈的眼神
导演孔笙曾执导《闯关东》《父母爱情》《温州一家人》《战长沙》《北平无战事》《琅琊榜》《欢乐颂》《大江大海》等诸多经典作品，侯鸿亮称赞孔笙最大的优势是始终“保护演员”：“他会给演员营造一个特别放松的空间，不会给演员压力，他希望演员在他这里得到最好的呈现。”
这种保护体现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他可能对其他部门会有一些要求，甚至有时候会骂一些技术部门，但他从来不会说演员，他保护演员，他观察演员，他会想办法按照演员擅长的方式，把他最好的表演释放出来。”
《得闲谨制》是侯鸿亮、孔笙首次与肖战合作，侯鸿亮透露孔笙在众多演员中，选择由肖战出演小莫，是因为他觉得肖战有清澈的眼神，“用他的话说就是这种清澈与角色的契合度，是重要的考量。”
《得闲谨制》的演员阵容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混合：既有肖战这样的顶级人气演员，也有廖凡、任程伟、祖峰等公认的实力派戏骨。侯鸿亮坦言，“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影片定位是偏艺术创作的商业类型。”但前提是导演认为演员与角色契合，侯鸿亮称赞肖战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人物，是非常优秀认真的演员。
廖凡、任程伟等资深演员的加盟，更多是基于与团队的情谊和对创作的纯粹信仰。廖凡曾与他们合作过《生死线》，加盟《得闲谨制》，廖凡说：“因为这是老孔的第一部商业电影，无论如何我都得在，什么样的角色我都得在。”
任程伟不仅出演角色，还主动为孔笙做执行导演，担任表演指导。“在前期剧本阶段，有好几个月，他一直都在。外边好多戏找他去演，他就在我们这边，我和老孔挺感动。”祖峰等人亦是如此，他们聚拢在这部电影里，图的不是戏份与光环，而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完成一次有价值的表达的满足感。这种因“人”而聚的向心力，成为了这个团队在应对市场压力与创作挑战时，最内在的支撑之一。
询问看了十几遍《得闲谨制》的侯鸿亮最喜欢哪一场戏时，他的答案是摔碗那场：太爷手抖摔碗，自责“90岁比人家5岁的还糟蹋东西”，甚至说“死了好”，莫得闲安慰太爷，说“这仗打得东西都泥巴价了，比泥巴多个响”，当场摔碗示范；儿子莫等闲有样学样也摔碗，莫得闲要教训儿子，被太爷阻拦，妻子夏橙打扫“战场”，这场戏以看似幽默的方式，把战争压力转化为家庭日常的小冲突，让观众在发笑时体会乱世里平凡团聚的珍贵，侯鸿亮说这场戏让他看得过瘾，有余味。
选择了“想做的”而非“能做的”
侯鸿亮坦言，团队曾多次面临拍摄电影的机会，最终打动他们的，是《得闲谨制》这个被搁置多年的剧本。“剧本本身的独特性与厚重感，构成了最根本的吸引力，让我们念念不忘。”
做出这个决定之时，影视行业正经历剧烈变化，电影市场尤其被视为充满挑战。当被问及为何选择“逆流而上”，侯鸿亮说：“有些事情是你能做、也可以做，但不一定真正想做。而电影是我们既能做、也可以做，更关键的是，想做的。”于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在这个阶段做电影，“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希望能向上发展，我们想通过电影告诉大家，极致的视听语言是什么，你又该对社会与历史思考些什么。”
因此，在“能做的”与“想做的”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选择“想做的”，也意味着必须接受电影市场的全部规则，包括其残酷的一面。面对市场，侯鸿亮坦言他与孔笙从一开始就抱有平和的心态，“对于第一部电影，我们的心态从一开始就还ok，最早我问他有没有压力，他说没有。”
对于目前的市场反响，侯鸿亮表示与预期大致相符。比起票房数字，他更在意作品是否被观众认真观看和讨论。“我们最怕的是电影拍完后没有声音，或是直接被说‘你们这帮人还是回去拍电视剧吧，别拍电影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未来可能就真的不敢再拍了。”
观众的反馈给了他们信心，尤其是那些超出预期的解读。“有些评论甚至比我们想得更深，你会觉得观众的脑洞特别大。”他提到，孔笙导演会专门去看网上的批评，有时标题看似批评的文章，点进去发现内容其实是夸奖，反而会觉得有点遗憾。遇到认为批评得在理的，孔笙还会转发给侯鸿亮。
“我们做的事没人晓得，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这句话之所以打动侯鸿亮，是因为它连接了创作的个人意义与历史价值。“也许你拍什么戏、拍什么电影并不最重要，但你会希望自己的孩子看到什么？如果整天只看纯商业的内容，时间久了，孩子对历史也会失去敬畏。”
侯鸿亮希望正午阳光的作品能经得起时间审视。他们的创作更看重在时光中沉淀价值，而非仅仅取悦当下市场。他对未曾涉足的题材充满好奇：“特别想拍些没拍过的东西。”无论是纯科幻、《山海经》神话，还是冷兵器战争，他都愿意尝试，但标准始终如一：“题材不限，关键必须有扎实的人物和故事。”在“快时代”里，他们坚持“慢选择”。动画电影《琅琊榜》打磨了两年，兰晓龙的剧本也在持续开发——他们不断探索创作的边界，但绝不急于求成。
在向来以创作质量著称的正午阳光团队中，身为制片人的侯鸿亮必须站在市场与创作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在团队里，我算是最偏商业考量的一个。但没办法，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这样。我特怕大家都‘顺撇’，创作一边倒，只顺着创作思路走，而实际上我们仍需面对市场。商业与艺术，终究是一场平衡。”
被问及如何把握这种平衡，他的思考透露出长期主义的视野：“还是要看短期与长期的取舍。至少我认为，电影这扇门不会对我们关上。从长期看，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如果只追求短期商业成功，却失去表达的价值，那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面对市场诱惑，侯鸿亮的方法是以“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为核心准绳。在他看来，电影和电视剧未来都将成为观众时间和消费意义上的“奢侈品”，人们为什么要花钱花时间看影视作品？正因为此，他坚信差异化与精品化才是出路。
在市场的喧嚣中，认清团队本质是“向上”的创作，明白最大的风险并非商业失败，而是失去创作的资格与表达的回响。在这条路上，侯鸿亮和团队选择用市场的尺度丈量理想的距离，以确保下一次出发，依然能够继续。
文/本报记者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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